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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4

  原标题:马拉松井喷式发展背后存诸多管理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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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马拉松志愿者递国旗事件”引发网友持续注意。

  11月18日,在“奔跑中国”马拉松系列赛——苏州太湖马拉松的冲刺阶段,中国马拉松运动员何引丽与埃塞俄比亚选手Ayantu争夺女子组第一名时,被两次进入赛道递国旗的志愿者干扰,以5秒之差屈居亚军。此事在赛后引发公众热议。

  11月20日,江苏省体育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正在积极检查此事。尽管答案自有官方检查结果来定音,但更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背后的马拉松赛事承办管理问题。

  据中国田协官方资料显示,从2010年至2017年,国内马拉松赛事数量从仅有13场疾速攀升至超500场。马拉松赛事井喷式发展背后,藏着各种肆意生长的问题。

  在终点前200米送国旗,到底是追求仪式感,还是干扰比赛秩序的错误行为

  11月20日,“奔跑中国”马拉松系列赛运营方智美体育集团的一名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发生在11月18日苏州太湖马拉松赛场上的“递国旗”一事是对中国选手的一种礼遇,“是无心之过”。

  “披着国旗去冲线是一个惯例,是对中国选手的一种礼遇、一种尊重”。

  这名负责人说:“中国选手披着国旗来冲线,这个场面是非常震撼的。披国旗冲线也表达了运动员对国家培养的一种感谢。我觉得身披国旗也是运动员非常希望的一件事情,很多运动员都会自我去准备。披着国旗冲线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他说,“奔跑中国”对给选手递国旗有明确的规定,“运动员是自愿去选择披国旗的,而不是强迫他们披”。对于此次事件,他认为志愿者接到指示后没有灵活把握,“在选手冲刺分秒必争的时候确实应该酌情去考虑(该不该让他们披)”。

  在这名负责人看来,此次比赛“总体还是挺成功的”,递国旗属于“无心之过”。接下来,组织方会就此事对竞赛者的影响进行总结,“与各个组委会再去明确、细化竞赛组织与服务标准”。对于递国旗这一“惯例”,他表示将不会改变。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事情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国内资深电影制片人、全球超马越野赛跑者、“跑出勇气”创始人关雅荻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作为一名重度跑步爱好者,他在过去6年时间里参加了几十场超马越野赛。

  对于上述事件,关雅荻的态度是:尊重事实,无需任何理由与借口。“事实很清楚,这是一个严重干扰国际竞技赛事比赛秩序的错误行为,没有任何理由与借口为之开脱,打着披国旗等相关爱国名义也不能改变事实本身的性质”。

  不过,另一位业内人士张超(化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赛事角度讲,这其实不是一件性质很严重的事情。

  “整个马拉松赛事是一个很长的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而且有些环节一旦出问题就是大问题。志愿者中途进入赛道追着运动员递国旗,从严肃性来讲,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失误。从赛事角度看,这又不是一个性质很严重的事情。只是在这个事件中牵扯到国旗,所以才能在网络环境下持续发酵。”张超说。

  令人遗憾的是,此类事件并非第一次发生。

  一位资深跑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上一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是在10月27日的成都马拉松。女子赛快到终点的最后争夺时,在中国选手李芷萱与一位非洲选手很胶着的情况下,一位志愿者冲入赛道给李芷萱递国旗。我是看的电视转播,当时就心头一惊。”

  他解释说:“在即将撞线前的胶着状态下,突然出现一个外界的干扰,且不说是干什么,因为任何事情都属于外界干扰,这个干扰非常影响选手的节奏,甚至说是最后的成绩。说实话,假如从竞赛的角度讲,选手完全能以这个理由向组委会投诉。”

  看到这里,或许每个人都会产生一个问题:在终点前200米送国旗,这到底是追求仪式感,还是一种迂腐的形式主义?最初之时,为何说这是志愿者的个人行为?

  个别赛事运营商近几年采取快速扩张的战略,团队的人员建设并没有跟上,才导致出现失误

  答案或许即将浮出水面。

  11月20日晚,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马拉松社会活动部主任水涛向媒体表示,目前,中国田协正在了解情况、检查事件当中,具体情况不便透露。水涛说,下一步将准备从组织方面考虑对赛事流程的规范。

  另据媒体报道,11月20日,江苏省体育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正在积极检查事件中。

  按国际田联手册规定,终点前只允许两名工作人员手持横幅带等待第一名,裁判长也不可以踏上赛道。

  “我们应该尊重事实,这件事应该是运营商管理上出现漏洞。看到有报道说是志愿者个人冲动型行为,我有不同意见。我多年接触各种跑步赛事的志愿者,他们大多都是非常认真与可爱的在校大学生,出现这种意外状况,希望不要甩锅给志愿者,应该尊重事实。”在关雅荻看来,假如真正责任人第一反应是推卸责任,只会是更糟糕的结果,“当然,假如媒体采访了涉事志愿者,假如他们自我承认是个人冲动行为,我也不建议对冲动的个人有过多的责备,毕竟依然还是管理上出现了漏洞”。

  “归根结底还是赛事运营商的问题。”张超说,出现志愿者递国旗事件中的问题并不意外,“举办马拉松赛事需要一个极其成熟的团队,而个别赛事运营商近几年采取快速扩张的战略,团队的人员建设并没有跟上,才导致失误的出现”。

  张超认为,此次志愿者之所以这样做,第一是培训不到位,“在对志愿者培训时,并没有给志愿者一个明确的指令,什么时候该递国旗、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递国旗;哪些行为是必须禁止的,比如上赛道追人的行为就是非常低级的错误。非运动员不能进入赛道是任何赛事必须尊重的最基本的竞赛法则”。

  “第二,现场的调度指挥不及时。出现这样追人的行为,负责人应该第一时间制止,但事实上相关负责人员并没有及时作出反应。”张超说。

  对此,关雅荻也表示认同,国内马拉松赛事公司、推广服务公司其实都已经非常专业,应该都有完整的管理方案,“所以我相信这次事情是没有根据现场情况随机应变,本来应该是终点之后的环节,不应该出现在终点之前。这个事情的改正应该非常简单”。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只是马拉松赛事乱象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各地的马拉松赛事蜂拥“上马”,除了各地想要这张“城市名片”外,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是一个重要推手。

  北京大学体育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文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城市举办马拉松有两大收益,“首先是软性收益,一个城市举办马拉松,实际上是城市营销,借助赛事给城市打广告。第二是硬性收益,举办马拉松会吸引各地参赛者与旅游者,带动了吃住行等各个方面。马拉松实际上还属于一种眼球经济,能够吸引赞助商,衍生了体育的生态链,带动地方经济”。

  只有当赛事管理者与参与者在专业层面同步提升,马拉松赛事才能真正配得上“国际”标签,才能得到更多认可

  不过,名利过后,是否每个城市都适合举办马拉松赛事、是否准备好了迎接马拉松赛事,这同样是对马拉松赛事运营承办者与城市管理的拷问。

  在某地马拉松比赛中,医疗与后勤支援让来自北京的跑友李明(化名)大失所望。

  “比赛时,中途受伤的选手很多,最常见的是抽筋或者拉伤。选手出现紧急情况,假如幸运的话,会有一位志愿者跑过来,拿出喷雾液桶进行简单处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想法。在跑到中途过半时,我身旁的一位大哥突然中暑摔倒在地。我与其他选手在旁边等了许久,迟迟未见救护车的影子。30分钟后,医疗救护车姗姗来迟,从车上跑下来几位医疗志愿者,对昏迷的大哥进行了补氧救助,幸亏发现及时,有惊无险。回过头来想一想,假如躺下的人是我,该怎么办?一旦情况紧急,错过最佳救助时间,伤亡所造成的遗憾将无法挽回。”在电话中,李明的声音略显激动。

  马拉松赛事存在运营商不成熟现象,则成为受访者的共识。

  “在国内,专业赛事公司的组织管理比较好,然而存在一些小公司与新手承办马拉松赛事的情况。”在张超看来,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大多是从专业的赛事公司抽调管理者,外包地方团队执行,“其实也受现实情况影响,马拉松赛事那么多,假如都是专业的赛事公司来办也不现实”。

  张超认为,马拉松赛事存在问题,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从马拉松赛事本身来看,马拉松赛事举办门槛、准入法则不明确。马拉松赛事与其他比赛不同,它会占用极大的公共资源,这种资源的调度与配置只有相关部门才能执行。目前马拉松赛事的举办是报备制,不是审批制,至于这个城市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赛事,没有衡量标准,马拉松赛事的举办也没有很明确的准入门槛;

  不尊重市场法则,现在的问题是,在前两年会依靠成熟运营商打造马拉松概念,后几年则以小成本打造马拉松工程;

  参赛者要转变观念,懂得满足。要明确马拉松赛事就是全民参与,全民运动的活动不能一味地抱怨马拉松赛事服务不到位问题。

  对此,有业内人士提出,目前相当数量的赛事公司在宣传方面下足了功夫,却忽视了选手的真正诉求。

  职业选手包乐(化名)说:“现在许多马拉松赛事,动辄将几百万元花在电视转播与舞台搭建上,而真正花在选手身上的钱不过几万元。时间长了,这些赛事举办方必然会被淘汰。”

  “另外,很多赛事因为有关部门或者赞助商不懂,使得马拉松赛事变成了单纯的以推介城市形象、推介旅游资源为目的,赛事方一边倒地把精力与资源投入到如何规划‘最美’赛道上。很多举办马拉松的城市陷入一个逻辑怪圈,地方政府很想要业绩但又不想承担风险,这些因素对选手的赛事体验影响很大。”包乐说。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18年,马拉松赛场对违规行为的查处与惩罚力度骤增。

  长春马拉松组委会7月宣布了对19名违规选手的处罚:取消成绩,并全部禁赛两年。除了长马之外,厦门、兰州、大连马拉松赛事也在上半年发布了罚单,惩处人数均不下20人。

  只有当赛事管理者与参与者在专业层面同步提升,国内马拉松赛事才能真正配得上“国际”标签,得到更多认可。

  “只有三方共同努力,才能让马拉松赛事健康有序发展。”张超说。(记者赵丽 实习生崔磊磊 制图/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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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政策先于提案”到“提案先于政策”

  谁在为教育发声(二)

  前不久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发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有关高等教育的投入问题再次成为热点。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增大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各项政策陆续出台使得我国高等教育财政发展在管理主体、筹资渠道与投入重点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笔者梳理了1983年至2012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教育类提案并结合教育财政的投入机制改革试图从一个新视角去理解我国高等教育财政的变化路线图。

  政协提案:高教与义教“错峰”出现

  据笔者统计1983年至2012年的9015条教育类全国政协提案中涉及普通高等教育的共2653条。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政协的教育类提案数量迅速上升从每年170条左右上升到523条。与此同时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提案数量也呈上升趋势但与教育类提案相比变动趋势相对平缓1986年与2000年为两个较为明显的提案高峰。1998年之后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提案占比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在2006年达到谷底后整体趋于平稳每年占比在25%左右。

  结合教育财政体制的变迁来看具体而言1986年〖义务教育法〗出台后此时教育类提案的重点开始转向了义务教育。这个时期内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发生着重大变化。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提案占比则开始迅速下降到1995年已经下降至历史最低为27.32%。上世纪80年代初及之前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由地方负责与管理但是从1986年起〖义务教育法〗确定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同时教育事业费与基建费用规定为“由国务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开始逐步强调中央财政对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之后愈来愈多的提案开始注意义务教育。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国家明确提出了教育经费的达标概念: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提出了“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自1994年开启了分税制改革后至2000年间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提案增长速度比义务教育略快其间出台了〖高等教育法〗以及一系列的重点投入政策即“211工程”与“985工程”。而此时的义务教育虽然在1995年出台的〖教育法〗中规定了县乡两级政府要“分级统筹管理基础教育”仍是将乡级政府作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中央财政的作用并不明显义务教育的相关提案相较而言显得并不激烈。

  2000年后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提案持续下降占比从1998年的41.2%一路下跌至2006年的25.23%而与义务教育相关的提案数量却不断上升。占比在同时期内从20.86%上升至51.75%二者趋势出现明显反差。

  究其原因2001年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但并没有将支出责任具体化。此后要求中央财政对义务教育投入的提案不断增加。2006年修订了〖义务教育法〗确立了“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分担经费省级统筹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并全面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实行“两免一补”政策。2006年与2008年先后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免费义务教育相关提案才开始有所减少。中央承担义务教育经费的实现基础来自中央财政在分税制后的宏观调配能力的增强即财政收入增速的加快、税权的上收以及转移支付体系的逐步完善。

  2006年之后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提案数量开始稳步增长但是因为总体提案数目的增加占比基本保持在28%左右其中仍有大量要求中央财政对地方高校予以财政扶持的提案。另外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提案激增在2011年达到最高的37条涉及农村职教与资助免费政策的提案占比大幅提高地域诉求类提案也不断增加。这些都表明随着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增加为不同教育层级、基层教育事业的发声越来越多。

  1983年~1994年:下放自主权+多渠道筹资

  为了更加清晰地呈现高教财政体制的变迁笔者将分时期对高教财政体制与政协提案的相关特点作分析。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因为宏观政治经济发生的剧烈变化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也在“块块为主”“以条为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模式中不断调整。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教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有关教育体制改革的确定〗(以下简称〖确定〗)指出政府有关部门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因此要“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于是为调动各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提出了“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在1986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中进一步明确了对于高校的管辖权即在国务院领导下国家教委直接管理少数高校、有关部委管理其直属高校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负责管理本地区内的高等学校等自此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走向重大变革时期。

  管理体制的变化必然会引起财政投入方式的转变。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高等教育即便是在分权时期也一直秉承着以国家投入为主的单一经费筹措模式。结合“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宏观财政体制从1980年起教育事业经费由各级地方政府统筹安排即形成了“包干使用、超支不补、结余留用、自求平衡”的投入原则。此外因为需要快速发展〖确定〗允许高校收取委托培养与自费生的学费以及与外单位合作等开启了高校得以自筹经费的历史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形成了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

  但是在全国政协的教育类提案中笔者发现有关要求扩大高等教育自主权以及多渠道筹资的相关提案非常有限。在1983年至2012年的30年间两者之与占所有高等教育类提案的2.04%。

  高教自主权的扩大与管理权限的下放以及筹资模式的多元化鲜有来自地方政府与高校的诉求但自从在政策上打开了多元筹资的通道要求国家财政予以捧场的提案就明显减少了这些都体现了简政放权的思路。

  1995年~2005年:快速崛起的重点高校

  1985年的〖确定〗为“中央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的分离提供了依据这体现在:一是对“成绩卓著的学校给予荣誉与物质上的重点捧场”二是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以增强科学研究的能力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而“重点学科比较集中的学校将自然形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但是在1994年之前并没有任何涉及重点大学建设工程的提案。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国家明确指出了要“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大学”并于1993年正式启动“211工程”。 “211工程”所需的建设资金采取国家、部门、地方与高等学校共同筹集的方式解决。涉及“211工程”的相关教育类提案出现在1995年至2008年间共20条。1995年15所首批“211工程”大学产生1996年提案随即上升到历史最高为4条此后不断出现要求增列某所高校或某地区高校为“211工程”学校共17条其他3条则是要求给已纳入名单高校增加财政捧场的提案。2008年后相关提案变为0这一年也是最后一批“211工程”高校的进入时间。

  “985工程”是继“211工程”后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又一强大推动力。1999年“985工程”正式启动建设第一期的投资标志是自1999 年连续3年向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各投入18亿元。2004年出台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与〖教育部、财政部有关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前后共39所高校进行二期建设。但是在政协提案中有关要求纳入“985工程”的提案并不多仅有两条都出现在2004年与政策的出台密切相应。值得注意的是在2011年官方强调不再增加“211工程”与“985工程”后相关提案变为0。

  另外因为“211工程”与“985工程”仅涵盖了100余所重点高校并获得了巨额的财政捧场但其他大量高校并没有得到类似的捧场。因此虽然1998年之后要求增加高教财政投入的提案占比有所降低但是绝对比例仍然很高稳定在20%~25%左右。

  可见全国政协的提案与重点高校的政策发布与落实有着较强的周期性——官方出台重点投入的政策后政协里的回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将部分地方高校加入“211工程”或“985工程”项目;二是要求对未进入重点扶持名单的高校增加财政扶持。

  2005年~2012年:化解债务+增加普通高校经费

  高等教育的多渠道筹资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逐步完善逐步形成了以“财、费、税、产、社、基、科、贷、息”等为内容的多元化投资格局与之相伴的是高等学校的扩招。

  从经费供给上一方面由多所高校合并而成的新学校其基本建设经费大多按2000年左右合校初期核定的平均拨款额度拨付导致这些学校来自中央的拨款极其有限;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大家化背景下为了不增加受教育者的成本负担高校学生学费标准要求保持在2000年水平不得提高。于是财政资金与学费收入无法满足高校扩建的需求许多高校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则通过银行贷款的途径去解决。根据全国政协2007年5月发布的数据当时全国高校贷款总额已达2500亿元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很多高校时刻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在这个时期全国政协的教育类提案中共有27条与化解债务相关其中2005年之前仅出现过两条但是随着还贷高峰的到来自2006年起相关提案快速增加并在2008年与2009年迎来了化解债务提案的高峰年——16条提案占高等教育类提案总数的59.26%。

  为了化解高校债务风险财政部、教育部先后发布了〖有关启动中央高校减轻债务风险试点工作的通知〗〖有关减轻地方高校债务负担 化解高校债务风险的意见〗陆续启动了中央与地方高校债务化解工作提出了“谁贷款、谁偿还”的原则同时规划与协调省教育厅、财政厅等各单位共同推动以高校自筹与财政捧场相结合的模式化解债务负担。相关政策出台后化解高校债务的提案从2010年开始下降2011年仅有1条相关提案2012年降为0。

  另外“211工程”与“985工程”的重点政策导致了全国教育资源配置与办学质量的不平衡。一般院校获得的机会少要求增加财政投入的相关提案在2008年、2009年与2010年分别达到了39条、35条与32条为历史最高值。

  2010年中央开始增加对地方高校的投入一是中央财政设立地方高校发展的专项资金以捧场地方高校的重点发展与特色办学二是采用“以奖代补”的方式对地方高校生均经费进行捧场。此项政策出台后2011年相关提案下降至26条但2012年又迅速上升到39条。同年“2011计划”实施通过“竞争”与“轮换”的机制方可让更多高校参与其中其投入也覆盖了非重点大学。

  与前20年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出台有所不同2005年以来不管是化解高校债务还是增加对地方普通院校的捧场都是先体现在政协提案中而后才有政策的出台与实施。

  2005年~2012年:提案对高教财政政策影响力增大

  30年来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演变及其在全国政协提案中的反映总的来说呈现了两大特点:

  第一高等教育与义务教育提案的错峰出现。1986年〖义务教育法〗出台后与义务教育相关的提案数量上升高等教育的占比则有所下降。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随着中央的调控能力增强〖高等教育法〗以及“211工程”与“985工程”等重点投入政策的出台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提案开始增加。进入新世纪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提案持续下降而义务教育的数量则不断上升其间明确了中央对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并于2006年起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2006年之后与高等教育的相关提案又开始逐步增加。

  第二从“政策先于提案”到“提案先于政策”。在早期的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提案数据中相关重大政策的发布都是先有政策随后政协提案才会跟进包括下放高校自主权与允许高校采取多渠道模式进行筹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高校的重点扶持政策铺开后有不少提案参与讨论要求进入“名单”或增加财政投入“名单”也确实有所增加。2005年后不管是化解高等学校债务还是增加对地方普通院校的捧场都是先体现在政协提案中而后才有政策的出台与实施。

  以上两大特点表明宏观财政体制的变化影响着各级各类教育的财政投入方式及不同时期的提案重点。在高等教育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政协提案中的利益诉求国家的相关政策也会随之发生调整。(张文玉 王江璐)

  (张文玉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王江璐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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